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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院莲花安乐堂 至乐寄山林 斯文在天地 至乐寄山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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蛰苏春融五院莲花安乐堂,又是清明。 清明节,历来惯有,追悼烈士,重铭遗志,或扫墓以祭奠先祖,无忘根本。然而,身在京华,有几人能全归乡祭扫之意愿,寻找一个清净的所在,来宽慰己心,已经大难大难。

都市的喧嚣,加之人心的浮躁,身未老,心已疲。使人们心绪错乱庞杂,种种世间情劫萦绕不去,如有时间的旅人。不作多想,何不率直地乘车访问京西名刹,潭柘寺。

潭柘寺与北京城

芳春一路蜿蜒,进入京西的群山,杨、椿、柳、杏皆已吐嫩,麓草油茸,鹊鸟闲翩,山花或绛或粉,浪漫丛簇。入山愈深愈高,便愈是山岚障目,只得见远山之皴勒,山因岚而奇,岚以山依托。

潭柘寺,又名嘉福寺,始建于西晋,故素有“先有潭柘寺,后有北京城”之说,两晋正是天竺佛学向中土大肆输入并广为播莳的重要时期,北方重实学,多以政府为后盾;南方重玄思,多为个人主持,也恰是有了此一时段的铺垫才会有隋唐时佛学的繁盛。潭柘寺背倚宝珠峰,环者回龙峰、虎踞峰、捧日峰、紫翠峰、集云峰、璎珞峰、架月峰、象王峰和莲花峰,九峰拥卫。

不必多大的学问,即使于佛家的雕塑、美学、建筑学没有深习,但也大体看出,潭拓寺是中轴对称式的建筑群,中路依次为牌坊、石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毗卢阁。东路有方丈院、延清阁、猗�亭、行宫院和舍利塔等。西路有观音殿、戒台和石鱼等。寺外还有安乐堂、上下塔林、东西观音洞、老虎听经洞。

帝王家庙

天王殿供奉的是笑口弥勒佛。

大约在五代以后,江浙一带的寺院中开始供奉笑口弥勒佛的塑像。这是按照一个叫契此的和尚的形象塑造而成。据《宋高僧传》等书记载,契此是五代时期名州(今宁波)人,又号长汀子。后梁贞明二年,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庑下的一块磐石上,示寂前曾留一偈“弥勒真弥勒,分身千百亿。时时示时人,时人自不识”。

后来,寺院多喜将其置于首道殿阁之中,亦是因为其大度包容。佛家三宝为佛、法、僧。佛是说法者;法是佛所说;僧是传法之人。所以说,有了长汀子的平易豁达,才能使人乐于接近,进一步地礼奉释道,广播净慧。印度中古佛教衰颓的原因,除了大乘佛理繁琐,玄而又玄。便在于少了推而广之的传法之人。

大雄宝殿、呲卢阁、观音殿及诸菩萨的殿阁亦各有特色。值得一说的是,名寺也好,其他古迹也罢,若没了名士大儒的光顾,好像就少了几层光彩。再大的名人也大不过历代的帝王之家。两个大人物。妙严公主和乾隆皇帝不得不提,前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。代父抵罪来嘉福寺修行,不想却因其经年礼佛,而将观音阁的方砖留下深深足印,为后人称诵。

明代释道真有诗赞此“拜砖”,自是孝道一品:后者则是名胜古迹的“商标”代言,平生最喜赵孟�,自认宗法“王体”,不想竞流于肥俗。他自然是一位有为之君,书画赏玩,礼佛参机,留情诗文,此类种种,其也算是有独得之笔。寺内也遍是其墨迹,于流杯亭有诗曰:“扫径猗猗有绿筠,频伽鸟语说经频。引流何必浮觞效,岂是兰亭修禊人。”

可见,他对王逸少的钟情。

“潭柘”得名因于龙潭和柘树,若是雨后来游,实能体会宽厚清凉之感和满目的山岚幻翠。款步毗卢阁前,仰瞻“帝王树”和“配王树”,已阅七百余春秋风露;七叶树也是今华北地区的婆罗翁老:柏柿相依而生,遂有“百事如意”之良名,此次访寺,恰是四月上甸“二乔玉兰”开放,四百岁木笔与辛夷相濡。花萼厚实,紫白相陪。温婉多姿。此中闲踱。尘缘琐垢,顿然销减。

至于老虎听经、石鱼,大铁锅什么的,皆是后人良愿基础上的故事,只作一笑即可。

存神过化

孟子说,所过者化,所存者神。

深究一下,方知此有互文之意。能够明天人之际。通古今之变的真精神须经由数十或数百年,才能转化成人们身边不知不觉的事物,而又经历一场大消化大酝酿方能积淀下几句真诠。这种通古今的大思想家或大著述中国是不少的。《论语》凝聚了孔子“为己之学”的深意,历战国赢秦,而于汉儒之努力,终得以恢复。然而。孔子殁后的四五百年中,墨家、庄老、法家、阴阳家等相继而起,在与诸子的辩难之中,儒家得以重存其神。

这就是存神过化的道理。

回味潭柘寺的景物之余,静思佛学在中土的传入、发展、鼎盛和衰败的整个过程,英最为盛达的时期也是其最纷繁的时期。所以有了禅宗的直指心性,圆通精慧,化繁为简;若无对禅宗的继善成化,怎能有濂、洛、关、闽的代万人万世立言;程朱理学到了明代流于支离,王阳明继起,重明心学;晚明“王学”虚顿无物,遂积而成弊,加之建州入主,又有明遗老黄梨洲、顾亭林、王船山和方以智等拨乱涤污,法古用夏,待明夷之渐融。

见古寺之衰,体中土文化大源――儒家文明,于死焰败叶之下,时常喟叹!

今日,西学依如百余年前那般强劲,那么,浮士德――只是为了科学和权利――不惜与魔鬼为友,岂能教会我辈将进酒后,挥写出一个盛唐呢?

人心自古离不开三大维度:天性、人情、物欲。佛教、庄老等多属前者,中土儒家当属中者,西学主权利、科学等偏后者。偏向于前者,则易心浮于玄理,须知天道人性实有内部理路之不同i偏向于后者,则易人心陷溺为物之奴役。

孟子讲,求其放逐之心,而后存心、养心、尽心。整个过程正体现了儒家一贯主张,重人事,轻天理,以人道推天道而后止。

以守己分,以安己心。

亏得有个余英时

“存神过化”,韵味很深。

漂泊海外的史学家余英时,在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(上、下)中鼓吹了他的儒家关怀,“颂其诗,读其书”,他真真切切“论世”了,没有辜负孟夫子。也许,他想说的是宋朝的制度史和思想史的演化。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。

看到潭柘寺的风貌,很容易转念到余英时描摹得历史世界里,他说读者要耐心才能读完他的书。了解一位宋代大师和他的思想图画,了知相关的历史证据,这是自然的,但是,真的需要那些大把的细碎文章,才能认知朱熹,点亮今人心性吗?不一定。知识的积累固然要紧,思想上的新突破更要紧。

需要顿超。余英时提到的“人文主义的历史观”,令人眼前一亮。他讲到了克林伍德的历史学――不是唯科学是论,单看历史事实本身;也不是仅仅依附在社会学之下,没有作为,而是要关心今天和明天的继往之学。

余英时并不孤独,他的“好手段”和司马迁的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是一回事,只不过文化背景、语言习惯和时代不同。往前望,还有他的老师钱宾四,再往前还有康梁或者谭壮飞。第一感觉,人们想到就是谭嗣同。《仁学》中说到的“以太”,超然于现实之外,冲决人天罗网的豪情,有对现实有这样或那样有力的影响的客观存在。是不是,可以称之为“思想潮流”,“潮流”摄受时人心识,与否五院莲花安乐堂,有待细论。

回顾满清三百年的学术史,梁启超讲得好,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所归档的“思潮”,它像浪花一样有起有落,有盛有衰。每个时代的制度或人们生活习惯的转变和思潮有了紧密的联系。集中体现在,先秦的诸子之学、两汉的经学、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佛学、宋明理学、清朝的训诂考证之学和清末的变法更张。制度也有不同的演化,秦朝和汉初的法家制度、汉武开始的郎吏制度、魏晋的九品中正、隋唐的科举。宋代的白衣、明朝的废相后的大学士制及满清的法术。思想和制度都经过了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的过程。这可能就是孟子说的“所过者化。所存者神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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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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